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、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。恰恰相反，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——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，那个供销社有3间北屋、20多名员工，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，月薪30块。“那种生活是，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，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，简直让人感到绝望。”张大中回忆。

　　张大中兄妹7个，排老三。父亲是旧时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，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，“很漂亮、非常有想法”。父亲早年参加过革命，是共产党员，但是身体不好，早在文革前、张大中十几岁时就过世了，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。但是文革当中，妈妈上街贴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，最终被定为“反革命罪”。

　　至今，张大中仍然保存着自己从档案馆中复印出来的当年“四人帮”给母亲的判决词。跟他母亲一批被判处死刑的有29人，每个人都有当时的检察院的三四行评语。别人的判决词是“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”，或者“仍很嚣张”，而到了他母亲那，却是“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，而且嚣张到了极点”。她是一个到死也绝不低头的人。

　　张大中无疑遗传了这一倔强的性格。在跟国美谈判时，张大中跟黄光裕说:“你必须比苏宁高8个亿，否则我宁愿30亿元跟苏宁谈，也不跟你谈。”这种固执，对手不理解，身边的人也不理解，但是，“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决定的事情，就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哪怕后果很糟糕。”

　　但对张大中的事业真正起到帮助的，还是这种不安分的基因。

　　1979年开始，国家开始拨乱反正，但是当时要求平反的人很多，政府的平反时间更多取决于受害人家属的上访激烈程度。张大中的大哥、二哥都是踏实安分的人，大哥当时已经分到外地工作，供养弟弟妹妹们生活。他瞒着大哥，拿着材料到处上访，市委、中央都跑遍了，“在大哥眼里我这是典型的给组织添麻烦，一直到平反的补偿彻底发下来，我才告诉大哥。”张大中回忆道。1980年，落实政策，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，兄妹7个，每人1000元。

　　面对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1000块，张大中陷入了沉思——用这笔钱干什么？跟兄妹们一样拿去买电视机、买大衣柜？那是绝对不行的，不能糟践了！尽管他没有想得很具体到底用来干什么，但是一定要拿这笔钱“干点什么”的念头非常清晰。

　　这一年，张大中31岁，刚刚插队回城，并在同学的介绍下有了对象，1000块钱被他一分为二，一半用来结婚，剩下的作为“干点什么”的启动资金。

　　这一切促成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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